两千年前,上古的中国人怎样防瘟疫|文史宴

来源:文史宴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4-23 22:50

  文/龙丘雪

  拜现代医学发达所赐,我们遇到的瘟疫还是很少的。不过在历史上,瘟疫并不少见,各种技术远不如现代的古人也琢磨出一套应对瘟疫的办法,其中也有的也颇具奇效,值得我们深入了解。

  新型肺炎不是人类社会所遭遇的第一场“瘟疫”,甚至不是笔者有生之年遇到的第一场,而且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场。因此,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历史上的遭逢瘟疫的时刻,或许对当下和未来会有所帮助。

  对于瘟疫,中国人很早就有记载,但是汉代以前很少有具体疫情的记载。先秦可考的有六次,分别在674BC(齐), 655BC(赵), 544BC(齐)和369BC(秦),277BC(赵)和243BC。[1]西汉时期有明确年代可考的也大致只有10次,到东汉时期,瘟疫不但流行次数猛增,间隔也变短。

  在东汉王朝的最后100年,大瘟疫爆发了11次,在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就发生了8次,几乎是每4-5年一次,接二连三的瘟疫,是东汉衰亡的重要原因。

  古代的瘟疫

  人口伤亡自然是第一重打击,有不少家族因温疫几乎灭绝,文献里常见“千门灭户”“死者数万”“棺价腾贵”“白骨不覆”之类的描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和阖门而歿,或覆族而丧”几乎是每一次疫情的真实写照。即使不死,病人通常也不能恢复到同正常人一样健康,有的甚至成为社会的负累。

  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古中国,在瘟疫之后往往面临的是粮食不足、经济萧条、物价飞升的困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在税收下降、劳役减少如何维护治安,保家卫国,是很令人头疼的难题。

  严重的疫情往往带来的是民众的恐慌与逃亡,“逃离”疫区,一是怕受到传染,再者是为了不饿死。但瘟疫多为传染病,民众的这些做法往往又导致了疫情的扩散,如果政府没妥善安置,这些流离失所的人往往又会沦为盗贼,又给治安带来更大的问题。

  瘟疫造成的流民容易落草为寇

  接二连三的瘟疫,对于统治者的打击还不仅仅在这些问题上,更重要的是,疫情和彗星出现一样,总被视为上天所降的“灾异”,预示着统治者“失天命”,天下英雄这时候几乎都摩拳擦掌着准备“革命”,君王不得不警铃大响,立马检讨“德行”。

  除了追责之外,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派遣大官带领“太医”,前往疫区治疗患者。有时候他们也会采取“隔离”措施,比如汉平帝期间,在疫区清空“邸第”,把患者集中治疗。[2]

  朝廷也会赐棺木或者钱给那些没钱安葬死者的家属,或者交待地方政府收埋那些全家都病死的死者。[3]对于幸存者,朝廷的救助包括减税、免除劳役、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或是提供农具房舍,让因疫情变得一贫如洗的百姓可以重新安身立命。

  同时,皇帝也会广开言路,征求直言进谏,也通常能获得一些官员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痛斥当时的政治弊端,最常被提到的就是,宠信奸佞,盗贼横行,官员贪污,政府奢侈,赋税沉重,穷兵黩武之类。

  疫情之后,皇帝也通常会改革一下,一般是会裁一些公务员,节省政府开销,暂停面子工程,平反冤狱或者大赦天下,颁布一些针对灾民的优惠政策。

  当时的人笃信“修德以禳灾”的理念,且相信瘟疫主要是“疫鬼”造成的,而“疫鬼”的来源无非就是战争、冤死、夭亡而转化的各种“厉鬼”。因此,像戒奢,自省是为了平息了上天的愤怒,确保“天命”不会拐弯敲别人家的门。而大赦、息战则是为了减少“疫鬼”的产生。

  除了具体的政治措施和医疗支持之外,朝廷也会乞灵于一些巫术。

  熟悉《史记》的同学一定会想起西汉初年的巫蛊之祸,桑弘羊更是曾嘲笑“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汉武帝之后,巫者直接沦为“贱民”,不过晋代葛洪却说“疾疫起而巫医贵”,似乎随着东汉末年瘟疫的流行,被压制的巫者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民众之间盛行起来,政府似乎也纵容了这种行为,比如汉代宫廷每年岁末还会举行“大傩”仪式,目的就是将驱逐疫鬼。

  历史久远的傩戏

  除了祭祀之外,巫者一般会建议信徒躲起来,也就是所谓的“避疾”,让病人离开原来的居所,躲到别人家或者祠堂里,让鬼神找不到,更激烈一点的手段是佩戴能“辟邪”的家伙事,比如汉代人习惯佩戴“刚卯”,上面通常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之类的文字,像夏至或端午佩戴的“五彩绳”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

  至于更激烈的就是用咒语、符咒,或者请神之类的,强迫疫鬼作祟。不过这些巫术多数只是迎合了民众渴望被“医疗”的需求,给了患者和家属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或者是一种解释体系,对治愈还真没什么大作用。

  当时一波接一波袭来的瘟疫,让群医束手无策,旧有的医学理论、诊疗技术在和快速流行、传染极广、致死率高的瘟疫硬碰硬事几乎被打趴了。这也直接催生了一大批人致力研究新疗法,例如在汉献帝时,长沙太守张机(张仲景)在宗族死伤大半,且多为瘟疫致死后,提出了《伤寒卒病论》,以“伤寒”论述瘟疫的病因和应对之道,奠定了中医学应对流行传染病的基础。

  瘟疫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论》

  其实张仲景的“伤寒”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黄帝内经》中提到病因时就有“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所”这些。“伤寒”这个名字也早就在汉代的很多药方中出现过,不过,到张仲景时,他结合了经络、脉诊、辨症,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瘟疫论”体系。

  更重要的是,从他之后,医生们才开始注意,所谓的“伤寒”有两种,一种是正常气候下受寒发病,另一种则是感染了“乖戾之气”。说白了就是,前者是伤风感冒,后者是现代所谓的流行性感冒、疟疾等传染病。当时的防治方法主要是靠药物,比如桂枝、麻黄、青龙方子。(当时辛热药如藿香还未广泛流行)

  此外,当时的人也试图通过日常饮食防止感染,比如,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七年至二十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镇压交阯、九真、日南、合浦一带(大致是现代的广西、越南)的“蛮夷”反叛,虽然取得胜利,但军队因为“瘴疫”死了一半,当他停驻在交阯(越南北部)的时候,曾注意到吃“薏苡实”可以防止染病,因此回中原的时候带了一大车回去栽培。

  马援带回来的薏苡被谣传为明珠

  因此遭到不公正的处罚

  还有东汉时期汉人已经注意到,岭南、南洋一带的土著都有嚼槟榔的习惯,而且发现嚼槟榔跟防染病有很大的关系,随后,中医便将槟榔纳入本草中,治疗伤寒、热病、瘟疫、霍乱、痢疾等病。

  不论是古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瘟疫,还是如今我们面对SARS和新型肺炎,更多人关心的不止是如何应对,而是企图寻根溯源,防止疫情再一次发生。

  没有现代医学的古代,人们更多的选择了宗教的解释,比如在汉代宗教市场上,道教和佛教快速崛起,提出了“病因论”,终极原因都指向“道德”,只有真心的忏悔自己的罪行与过失,才是治愈的根本。

  而现在,大家基本都接受现代医学的看法,认为是由冠状病毒引起的,但这种病毒究竟从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传染给人类,则充满了争议,爆发的罪魁祸首,大多指向食用野生动物。这样的言论与举措,基本上都是试图将发病的缘由推向“异物”,而不是如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宗教政治人物甚至一般民众一样,思考“自我”应该为这起灾难担负怎样的责任。

  从先秦至两汉,中国人面对瘟疫,虽然也会说气候异常、疫鬼作祟,但通常都自我反省。金代名医张从正甚至提出“治平之时,常疟病少,扰攘之时,常疟病多”。“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

  法国汉学家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里所说:“未必是瘟疫压倒了官僚的管制能力,恰恰是官僚制度本身走向衰落,然后反映在瘟疫救治善后上荒政的迟钝和疏忽。简单来说,首先是官僚制的衰落,然后才出现瘟疫失治,而不是相反。”

  但不论哪个朝代,终结疾病之策,除了救治病人之外,都是要同时从人、社会、国家的改善入手,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共同承担责任,才是消弭灾祸的可行之路。

  其实,现代的流行病学也有相似的论点,除了病原之外,环境与宿主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的生活习惯、环境与社会都是致病之因,疫情爆发后,革除时弊,反思自我,也是好的。

  参考文献:

  [1]公元前674年,《公羊传》庄公二十年。公元前655年《史记赵世家》。公元前544年,《公羊义疏》。公元前369年,《史记六国年表》。公元前277年《史记赵世家》。公元前243年,《史记秦始皇本纪》。

  [2]详见《汉书》卷12,《平帝纪》P353。

  [3]详见《汉书》卷12,《平帝纪》P353。《后汉书》,卷5,《安帝纪》,P230。

责任编辑:shi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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