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中医可担大任——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来源:中国文化观察网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3-13 19:38

  文/庞宇舟

  己亥、庚子年岁末年初之际,一场起源于湖北省武汉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2020年1月25日(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遇到的一个罕见的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为了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阻击战,一个多月来,全国上下总动员,四面八方齐出力,4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搏斗的争夺战。在防控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2月10日在北京调研疫情防控工作时两次提出在医疗救治工作中,要坚持中西并重和中西医结合。李克强总理2月13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原创的医药学,增强中医药文化自信,发挥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有利于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阻击战,还中国人民一个温暖花开的春天。

  一、中医药在历史上对疫病防控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了人类就有疾病,纵观人类文明史同时也是与疾病特别是疫病斗争的历史。疫病,指的是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的疾病,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我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中国人民在与疫病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过程中,不断探索和总结防疫抗疫经验,逐步发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由于中医药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繁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医药防治疫病记载最早见于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在其《素问・刺法论篇》中说:“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欲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提出了“避其毒气”的有效防疫方法。此外,古人还总结出隔离检疫、消毒、保持良好的环境和个人卫生等“未病先防”,应对疫病蔓延的经验。据出土的《云梦秦简》记载,秦代已设置有“疠迁所”对麻风病人进行强制收容。《汉书》记载汉元始二年对疫灾的救治“民疾疫者,空舍邸第,为置医药。”说明早在公元2年就对传染病采取了隔离措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疫病中,天花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令人恐怖至极的疫病,晋代葛洪的《肘后方》就记载了“虏疮”(天花)、“狂犬咬”(狂犬病)等的防治方法。其后的许多医籍对疟疾、麻疹、白喉、霍乱、痢疾、水痘等急性传染病的治疗方法均有详细记载。到了宋代中医就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为世界带来“种痘预防传染病”的先进理念,成为人工免疫法的先驱,人痘术后来传入欧洲,启发了英国医学家琴纳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术,人类免疫史上的这一创举,包含了中医所贡献的卓越智慧。

  在与疫病的长期斗争中,丰富的实践积累了丰厚的治疫经验,形成了中医药防治疫病理论与方法体系。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总结外感热病的发生、演变过程基础上,建立了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成为中国首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金元时代李东垣面对大头天行(大头瘟)流行,创制普济消毒饮以救治,“因叹曰: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及。凡他所有病者,皆书方以贻之,全活甚众,时人皆曰:此方天人所制。遂刊于石,以传永久。”明崇祯年间,瘟疫接连爆发,吴又可著《温疫论》,提出辨证与专病专方治疗相结合的治疗原则,丰富了我国对传染病防治的理论与实践。清代叶天士《温热论》将疫病纳入温病的范畴,对疫病的认识又有了重大创新。吴鞠通进一步继承发展了叶天士的学术思想,《温病条辨》的问世建立了温病学体系、丰富了温病的治疗方法。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提出预防疫病流行的多种方法,并记载了行之有效的多种处方和治法。除历代医籍中的相关疫病记录外,仅温病学专著就有541 种,体现出了中医药防治疫病的伟大成就。

  二、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上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药学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医疫病理论和治疗体系正是在疫病防治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又应用于指导疫病防治实践的。中医药在疫病防治上的特色和优势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

  1.注重疫病发病与天、人、邪三方面的因素,重视治未病

  《黄帝内经》在《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就列举了一些运气条件下的疫病发生,提到了其流行性,如“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且有的疫病病死率高,“厉大至,民善暴死”。同时指出人正气虚,又逢气候、运气失常时,则易感邪而发病。在疫病的防治上应重视治未病,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在具体方法上主张既要避邪有时,又要扶正祛邪;制定防治方案时应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并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多种防治手段并举。

  2. 创立了完整的疫病理论及治疫方法体系

  东汉张仲景《伤寒论·伤寒例》首次记载:“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指出“时行寒疫”为具有较强染易性、易引起大流行的一类病症。针对当时疫病流行,特别是其家族200余人不到十年时间,死亡三分之二,其中伤寒十居其七的现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创立了六经辨证的诊疗体系,成为中医医圣。后世包括孙思邈、庞安时、朱肱等宋以前伤寒八大家在内的众多医家,如宋代朱肱立足伤寒学术的角度发展了对广义外感热病的辨治理论。明代以吴又可为代表的温疫学派强调疫病的特殊致病因素,如吴又可倡杂气论、余师愚提出时气热毒说,治疗上吴又可开创了疏利透达法,首用辛香雄烈之品,直捣膜原巢穴,并擅用汗、吐、下三法;余师愚长于清热解毒,创制了清瘟败毒饮为治温疫诸证之主方。到了清代,以叶天士为代表温病学派将疫病完全纳入温病体系,形成了以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方法的较为完整的温病病证结合辨治体系,使中医疫病学辨治体系更加完善。

  3. 具有丰富多彩的中医药防治疫病技术方法

  中医药除辨证论治治疫理论与方药外,还创造出众多的防治疫病外治方法。如:针刺:《灵枢·刺法论》中根据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特点,制定了针对五种可能出现的疫病的“刺疫五法”,认为针刺“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泄盛镯余,令除斯苦……以法刺之,预可平。”艾灸: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说“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病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这是首次提出用灸法来预防疟疾等传染病的方法。佩药:宋代《太平圣惠方》载有鬼箭羽方“治时气瘴疫,辟除毒气”,“以皂囊盛一丸,系肘后”可以防疫。涂搽:明代李挺《医学入门》指出进入有传染病的人家“用麻油服之,或纸捻蘸麻油,并雄黄朱砂末,探入耳鼻内,最能辟秽毒之气。”蒸煮:清代罗世瑶在《行军方便便方》一书中曰“将初病疫气人贴肉布衫,于蒸笼内蒸一柱香,久则全军不染”。此外还有预防接种,人工免疫等各种预防疫病方法。

  三、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意义

  自2019年底武汉地区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来,面对突然出现的未知病毒,西医没有特效药物,只能对症支持治疗,而该病高度人传人的特征使其快速蔓延至全国各省份及境外多个国家,确诊和疑似病例每日增加,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多。疫情发生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继派出仝小林院士、张伯礼院士等组建中医专家组奔赴抗疫一线,各省市也纷纷组建中医药团队参与抗疫工作,彰显了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扼制,但防疫的任务还非常繁重,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中的意义,不仅是文化自信的问题,也是现实需要问题。

  1.中医药参与防治,有利于丰富防疫手段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几千年来,中医学就不断与疫病进行斗争,对于预防疫病的传播及流行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中医药“未病先防、欲病救萌、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先进防治理念;“谨守病机,辨证论治,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个性化诊疗方法:“防治结合,内外兼治,主动干预,调养并举”的多样化治疗手段;中药连花清瘟颗粒、抗病毒口服液、金花清感胶囊、藿香正气口服液、清瘟败毒散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六版)》推出的中医临床治疗通用方“清肺排毒汤”等众多的方药。为效地改善患者症状,提高疗效,降低病死率提供了丰富的防治手段,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及预后中发挥重大作用。

  2.中医药参与防治,有利于中西医优势互补

  在现代不少人们的印象中,防治传染病是西医所长。的确,西医学对传染病病原的认识、传染源的调查、致病机理的研究、致病微生物的分离和控制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而中医学在治疗传染病上立足于调整和恢复人体自身的正气,发挥正气抗邪,不以杀灭病毒为主要目标的理念及其丰富多样的方法手段,又为传染病防治提供了有别于唯病原论的不一样策略和方法。应该说中西医防治疫病各有所长,应当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抗击疫病,不能偏废。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后,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抗疫且显示了良好的效果,向世人昭示了面对烈性传染病,中国不仅有现代医学防治手段,还有中医药发挥积极作用,是乃中国之幸、人民之福。

  3.中医药参与防治,有利于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中医药几千年来在护佑华夏儿女健康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不断地创新发展,战胜了无数次瘟疫。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上,中医药学在诊治温疫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新中国的防治疫病斗争中,中医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1954年、1955年,石家庄市乙型脑炎流行,采用中医治疗取得了显著效果。在

  人们记忆犹新的2003年战胜非典斗争中,中医药防治SARS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就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体现出中医药应对新型传染病的强大韧性。从青蒿素治疗疟疾到中医药全面参与非典防治,中医药在现代传染病防治中的成效愈来愈突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进入最关键的时期,中医药的作用还会进一步彰显,中西医协同攻坚,定能战胜疫情,挽救生命,护卫人民健康。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中西并重、强化中西医结合、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团结一心,一定能打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参考文献

  [1]刘理想,胡镜清,林明欣,黄玉燕,卢红蓉.中医学防控疫病历史回顾与思考[J/OL].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2020-03-04].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554.r.20200226.1218.004.html.

  [2]王文远. 古代中国防疫思想与方法及其现代应用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2011.

  作者简介

  庞宇舟,广西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广西优秀专家、广西名中医。

责任编辑:ljr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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